? ? ? ?王勇，男，196 6年11月出生，1990年7月參加工作，199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曾任共青團銀川市委副書記、書記；銀川市旅游局黨組書記、局長；銀川市政府副秘書長、市政府政務大廳主任；銀川市政府黨組成員、秘書長，市政府辦公廳黨組書記、主任，市雙擁辦主任；銀川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、副主任；銀川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、副主任；銀川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、市政府副市長；銀川市政府黨組成員、副市長；銀川市委常委、秘書長，市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；銀川市政協黨組書記、主席。 2022年4月，王勇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接受寧夏回族自治區紀委監委審查調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。2022年9月，王勇被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；其涉嫌犯罪問題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。2022年12月，王勇因犯受賄罪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，并處罰金人民幣八十萬元。
回顧王勇的人生經歷，從學生干部到留校任教，從普通干部到歷任10多個市級部門“一把手”，再到正廳級領導，他的每一次成長進步都離不開組織的關心培養。但面對各種誘惑，他慢慢失去定力，在與不法商人老板的“勾肩搭背”中迷失自我，最終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、身陷囹圄，結果令人唏噓、教訓極其深刻。
初心失守，沉迷享樂滑入犯罪深淵
初心易得，始終難守。王勇在陜西乾縣農村長大，小時候家中生活條件簡陋，每逢下雨屋里遍地都是接水的鍋瓢盆桶。那時，他暗下決心，想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。考入大學后，王勇表現優異，畢業后順利留校任教，并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兩年后，他又考入清華大學脫產學習，后相繼被任命為寧夏某高校團委副書記、黨委宣傳部副部長，共青團銀川市委副書記，34歲便成為當時銀川市最年輕的正處級干部。
王勇參加工作后，一直與寫材料打交道，平時總是加緊學習、不放松自己。但隨著職務越來越高、崗位越來越重要、手中權力越來越大、面臨誘惑越來越多，他非但不再加強理論學習、提高黨性修養，反而認為材料有人寫、工作有人干、生活有人管，便將學習徹底拋諸腦后，自他擔任正處級干部后，20多年來沒有完整仔細閱讀過一本書。
“當了市領導以后，有了秘書，自己學習的意識就更差了。惰性就是這樣慢慢養成的，有人替我學習了，替我干活了，自己的學習壓力就小了，何況自己主觀上就缺少積極主動的學習動力。”王勇被留置后交代說，“久而久之，在政治上與黨離心離德，在思想上與黨格格不入，沒有敬畏之心，犯錯誤就是遲早的事情。”
自2000年王勇被提拔為正處級領導干部后，先后擔任過10多個市級部門的“一把手”，本應回報組織培養、做好本職工作的他，卻開始習慣了“被人服務”。“出門有車坐，進門有水喝。每天有人早早地泡好了茶，打掃好衛生，把要處理的文件整齊地擺放在桌上，然后就是請示匯報的人絡繹不絕。到了晚上就是各種飯局應酬、風光體面。已經活成了規律性的機械麻木的樣子。”王勇在懺悔書中寫道。
長期身居領導崗位，個人操守不嚴，自我約束不夠，王勇被人捧著、慣著、哄著，養成了一身壞毛病，貪圖享受、愛慕虛榮，由風及腐的蛻化就此拉開了帷幕。他反思道：“這些年我收受了他人三十多箱茅臺酒，塞得家里儲藏室都堆不下了，可我在家從來不喝酒，在外面參加飯局也用不著我拿酒，我自己都搞不明白，要那么多酒干什么！我想不過是看著養眼，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吧。”
思想防線一旦松動，就是違紀違法的開始。自從王勇當上領導干部、手中有了權力之后，總有商人老板“貼心”等在單位門口，待他下班后接他出入高檔場所，習慣了被阿諛奉承的王勇也樂此不疲。隨著吃吃喝喝成為經常，他的貪欲也在不斷膨脹，購物卡、高檔煙酒、玉石首飾、紀念幣，他覺得這是“人情往來”，來者不拒。收人錢物成了習以為常的事情，便再無羞愧之感，甚至胃口越來越大，以致后期在收受不法商人贈送的汽車等貴重物品時，已經非常坦然。
商人老板樊某某送給王勇一輛30多萬元的汽車，王勇上下班一直在使用。另一名老板劉某聽說此事后，“借”給了王勇一輛60多萬元的SUV汽車供其長期使用，他就再也看不上之前的汽車了。到市政協任黨組書記、主席后，組織按規定為其配備了一輛紅旗牌汽車，他便一個人把著三輛車，根據不同的場合，決定使用哪輛車。
初心失守，使得王勇沉迷于享樂，崇尚奢靡之風，這成了加快其腐化墮落的催化劑。他逢年過節除了收受禮金外，還多次收受他人的購物卡、金條、玉石和金銀首飾等物品，多達百余件，最終滑入犯罪深淵難以自拔。
親清不分，不遺余力培植“跟班小弟”
王勇在步入領導崗位后，把不法商人的圍獵視為“人情往來”，而這種“人情往來”，他認為必須要找自己“信得過的朋友”。辦案人員介紹，涉案的絕大多數行賄人是王勇的“老鄉”“朋友”“同事”，他以“老鄉圈”向外蔓延，在自己身邊搭建了一個自認為安全可靠的“朋友圈”，培養起一批“跟班小弟”，利用手中職權為他們承攬工程，從而進行利益勾兌。
王勇與蘇某相識26年，這段“友情”始于情誼、終于利益。此前，蘇某原本在王勇單位樓下擺攤賣烤肉串，王勇加班后經常去其攤位吃夜宵，一來二去便熟識起來。2012年，蘇某為女兒入學之事找到時任銀川市政府秘書長的王勇，并送上一些“好處費”，王勇覺得蘇某為人老實，便答應幫忙，同時收下了送來的“好處費”，從此兩人的關系便變了味。王勇看中其“可靠”且社會關系簡單，便當成“小兄弟”來培養。
此后，蘇某靠著王勇的“關照”，生意做得風生水起。蘇某也“投桃報李”，王勇的新房要裝修，他馬上自掏腰包30萬元張羅裝修事宜；王勇的妻子要出國，他又不失時機送來5000元美金。王勇家中從打掃衛生到買拖把、修水龍頭，蘇某都盡心竭力“做好服務”，他對王勇的“長線投資”也讓自己迅速積累起了千萬身家。
“我覺得他重情重義，很會做人。因為我當時任銀川市人大副主任，又幫不上他什么忙，他還一次又一次給我花錢，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很虧欠他，也想找機會給他辦點事，讓他掙點錢。”王勇被留置后才醒悟過來，商人的投資總是逐利的，蘇某的投入在王勇調任銀川市政府副市長后，得到了豐厚的“回報”。
看到王勇出任副市長分管水利工作后，蘇某提出“想干點水務上的工程”，王勇便爽快答應，覺得自己要好好“還人情”。通過王勇的運作，蘇某中標了一個水務工程，中標后他馬上給王勇送上80萬元現金，王勇隨手“笑納”。緊接著，蘇某接連中標第二個、第三個工程，再次奉上20萬元、50萬元。據統計，蘇某以“掙錢平分”為誘餌，對王勇進行利益和情感捆綁，先后多次送給王勇財物近200萬元。
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推進，王勇絞盡腦汁思考如何規避風險、逃避黨紀國法懲處。他思前想后，覺得自己有較多的人脈資源，可以拿到工程項目來做，應該“分散投資”，多找幾個“靠得住”的朋友來操作。
此時，另一名商人樊某依靠老鄉身份進入了王勇的“老鄉圈”。王勇當上副市長后，樊某來到寧夏做生意，王勇認為對這個同鄉知根知底“信得過”，便在還蘇某“人情”的同時，不斷向自己分管領域的領導打招呼，給樊某要一些工程。
樊某“思想活、點子多”，拿到工程后還總是向王勇叫窮叫苦，表示做工程沒有掙到錢，但同時還為王勇的兒子繳納學費、為其透支的信用卡還款，樊某的“勞苦”和小恩小惠，讓王勇非常感動。通過王勇多次運作，樊某先后承攬各類工程項目總標的約1.2億元，將工程進行轉包后從中不勞而獲，獲利400余萬元。
心無敬畏，處心積慮對抗組織調查
對黨忠誠，是共產黨人首要的政治品質。長期在“一把手”崗位上的王勇，卻對黨紀國法和組織毫無敬畏之心。
2006年，王勇的妻子馬某所在單位改制為民營企業，馬某入股50萬元，2011年增值為88萬元，此事王勇一直未按規定向組織報告。2017年，組織掌握此情況后，王勇寫下書面檢查，當年申報了此情況，但僅過一年，他擔心妻子持有的股權會影響自己提拔重用，就安排妻子將股權變更到他人名下代持。
“長期以來，我對黨不忠誠，對組織不老實；不相信組織，不依靠組織。”肆意斂財時，王勇覺得自己“手段高明”，從來不覺得自己會被查處，而出現“瑕疵”時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掩蓋。
2021年，自治區紀委監委收到相關線索，函詢王勇時，他不如實報告有關問題，錯過組織挽救。2022年，自治區紀委監委通知其談話后，他非但不正視自己的問題，反而就相關問題和妻子“對口型”，并安排妻子連夜轉移收受他人的錢款、物品到蘇某處，要求蘇某為自己保管。經過一夜的“深思熟慮”，他又繼續“亡羊補牢”，主動約樊某補寫假借條，商討各種細節，企圖負隅頑抗。
王勇被采取留置措施后，覺得“心中有底”的他，不但不反思，積極向組織說明問題，反而質問辦案人員“收受的錢在哪兒呢？”當辦案人員要求其及時主動講清問題，他卻寫出“實在太冤枉了，我現在心力交瘁、身體不舒服，請組織盡快查清問題，釋放有關涉案人員，抓緊結案”這樣的材料。
但隨著大量的證據擺在面前，王勇意識到自己的“朋友圈”已全部淪陷，他又企圖“避重就輕”，想交代少部分問題騙取組織信任，甚至說“我已經付出了寶貴的政治生命，你們差不多行了”。
“王勇對自己的錯誤抱有僥幸心理，對違紀違法行為不能正確認識，在交代問題時避重就輕，企圖通過抵賴和狡辯逃避責任。”辦案人員介紹，專案組結合初核期間掌握的證據，從入黨申請書、組織生活會自我剖析材料、個人成長經歷、家庭環境等方面，研判其性格特點，制定了針對性較強的審查調查方案，做足思想政治工作、解開思想疙瘩，促使王勇放棄僥幸、反思反省、認錯認罪。
面對組織的多次教育挽救，王勇萬分悔恨，“很長一段時間，我都沒有積極配合組織對我的審查調查，不相信組織，不依靠組織，反而故意與組織作對。每一次重溫入黨誓詞時，我都誠惶誠恐、心虛發汗，因為誓詞中的要求，我幾乎都沒做到。”
經查，王勇先后收受禮金70余萬元，受賄共計1000余萬元，其中，黨的十八大后39次收受16個單位和個人所送賄賂款物共計990余萬元。曾經春風得意馬蹄疾、擁有歷任10多個部門“一把手”豐富履歷的王勇沒有守牢初心，沒有珍惜組織的培養和鍛煉，在貪圖享樂和瘋狂斂財中徹底走上了不歸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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